第二十章、转变与野望
现实狠狠打了韩铭一个闷棍，总算是让他清醒了许多，肆意妄为乃下乘。只有熟悉、利用规则，并且有能力跳出规则，才能摆脱棋子的身份。
在确定自己穿越后，他就有了一个野心，“不求闻达于天下，但愿韩光照乡间。”
既然来了这里，死前总得留下点印记，打个卡！
意识到生产力的重要性，韩铭准备在养猪的同时，干另外一件事。
普及教育！
不是当下为科举生的文学教育，而是研究科学技术的工具，数学。
他不会大肆宣扬自己知道的科学技术，只会抛出一点引子，让系统学习过的人自己去联想，然后去探究里面蕴含的东西。
自己弄不来‘杂交水稻’，总有一天，他的后人、学生的后人会找到解决的办法。
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做成，需要时间、精力、钱财，以及外在的助力。可是为了数学，韩铭愿意去尝试，努力将这件事做好。
吃过晚饭，他把叔公拉到一边，说出自己的计划，“叔公，我想在族里开一个学堂！”
叔公很惊讶，以为他养猪不顺利，安慰几句后，点了点头，“嗯，这才是正道，可你不是说以后都不碰这些的吗？对外，你怎么说呢？”
见叔公误会了，韩铭解释道：“我并不教四书五经，也不授科举取士之道，只传算学经义。”
对侄孙多变的想法，叔公现在接受良好，毕竟他都养猪了，教个算学又算得了什么。想了想，没有立刻答应，“我先找你太伯公问问，如果不违反族规，你想开就开吧。”
韩铭心中越发怪异了，还有族长都不知道的族规吗？由于心里还装着许多事，也就没有深究这个，安心的等待答复。
夜间，他躺在床上琢磨着，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解元的身份。
从已知的律法上看，从明年开始，他每年可以领五两银子的补贴。还可以去县学提出申请，表明自己不再参加科举，愿意排队等朝廷授官。
此外，今年年初修订的新法规定：家族可以有五百亩田地不用交赋，自己不用交丁税和出徭役。
这就是举人的一切特权，而作为解元，只在田地数目和授官的优先级上占优势，其他的没有区别。
排队是不用想了，那都是白费功夫，倒可以做做样子。补贴肯定是要领的，五两银子可不少，二十头猪仔呢！
可以操作来钱的，在于免税的田地。家族所有的田加起来才三百亩，其中有六十亩还是两月前知州判下来的烂泥地，要过很久才能出粮食。
近四百口人，靠着这么点地，在如此低产量的时代，过的什么日子可想而知。
田地不够数，这就可以操作了，比如卖掉、出租名额，以此赚差价，俗称薅国家的羊毛。这在古代是比较普遍的事，在出了举人的乡里时有发生。
而今年修订的新法，则是专门为了遏制这种情况的。在律法未修订前，但凡家里出了举人，无论你家有多少田，都可以不交田税。
但有限制条件，不能跨越户籍所在地，只能是本县的。与此同时，只要你当了官，哪怕是一个小吏，有了编制，那么这个权限立即消失。
这就涉及一个取舍问题，然而大多数举人只要有当官的机会，那都是要打破头去抢的，根本看不上那点租金。
而且，就算自己当官了，失去这些权力，还有办法可以操作。比如，找个靠得住的举人朋友，把田地挂在他的名下。
其他朝代韩铭不知道，但是在大盛，这种情况司空见惯。一个县的田地，一半都在少数人名下，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举人。
这就导致了官府的心思根本不在田赋之上，为了达到收税的目标，转而加重丁税。
然而，对普通老百姓而言，举人老爷遥不可及，且土地是安身立命的根本，不在自己民下没有保障。如此一来，他们既没有少交田赋，反而还要多交丁税，日子还怎么过？
特权阶级的歪脑筋，导致底层人民苦不堪言，朝廷就不得不管。甚至，这道律法能通过，仅仅是因为只涉及举人这一阶层的利益，并没有触碰到那些，已经走过科举独木桥的官员。
他们的利益、特权，并不受影响。
韩铭想要在这上面做文章，单单五百亩的数目肯定不够。大盛的亩和现代是有差别的，比起标准为六百六十七平米的市亩，大盛的一亩要小一些，大致在四百平米左右。
叔公曾说过，‘亩产一石五为良田，一石为中田，低于一石为下田’。简单换算一下，一亩良田出一百八十斤粮食，合一市亩三百斤，中田两百到三百斤之间，下田低于两百斤。
按照三四三的比例，良田取下限，中田取亩产中值，下田取上限，五百亩田大约能出产粮食六百七十五石。要交的田租是十五分之一，也就是四十五石。
大盛米价一石差不多一两银子，五百亩田不交税，撑死也就四十五两，这还是带壳算的。刨除自家的三百亩，韩铭满打满算，可以和买家共分十八两。
为这么点钱绞尽脑汁，显然不符合他的风格，要搞肯定是来大的。
既然是新法，就必须有一个过程，至少今年内，是不能普及的。
而华夏历来的规矩，新法不断旧案，放在现代也是一样的。新的法规，不适用于审理以前发生的案件。
韩铭意识到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在法规尘埃落定之前，可以做成既定的事实。
新法的目标旨在于顺利收回田赋，慢慢降低老百姓的丁税，这个起作用的时间也是漫长的。
仔细研读之下，不得不让人佩服，修改这项法规的人目光长远，不计较一时的得失。而是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，逐步渗透，让法规得以顺利实行。
新的法规并没有对现在的状况进行更改，而是严令在法规实行以后，每个举人至多享受五百亩的免税数额。
也就是说，现在名下动辄万亩地的举人，可以不用担心，这是以后实行的，前事不纠！
那就很有意思了，这些举人只能一直守着田租过日子。如果还想和以前一样操作，当官之后找人替自己担着。对不起，新法规定了，每个举人只享受五百亩，那位早就超标了。
这项法令直接限死了举人的下一步动作，要么一直做个收租的举人，要么放弃自己名下的田地。
等现有的这一批举人去世、任职后，他们名下挂着的土地，统统会吐出来。到那个时候，新法早已实行多年，受到民众拥戴，地位不可动摇。
木已成舟，就算很多人想改也没有办法，不然就是打自己的脸。
你们不是时时以圣人之言警示自己吗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为民，现在老百姓都反对，你还敢做？
从利益的角度去考虑，除了‘死道友不死贫道这条’，韩铭确定了，在当朝的官员之中，还是有许多好人的。否则，新法根本通不过。
但凡不是真正为百姓考虑，那些人何苦绕着弯子制定这么一个，曲线救国的方案呢。毕竟，官宦之后，能中举的概率远大于寒门学子。
而且，他都能看出来的事，在宦海沉浮多年的老狐狸会不知道吗？
新法能够出台，说明有人做出了让步，或者是双方达成了某种协议。
有了这个认知，韩铭心中就更有底气了，对接下来自己要做的事情充满期待。
他计划把全县的土地，全都集中到自己的名下。对于普通人家，他分文不取，只有一个条件，“两年后，至少送一个小孩来上学，男女不限。”
这一条，是经过他深思之后才定下的。天上掉的馅饼，一般人都会持怀疑的态度，担心里面有毒。
如果韩铭什么条件都不提，不求任何回报，这是不正常的。多数人都会想，你会那么好心，是不是有更大的图谋，或者想把我的地扣下？
为了不多费口舌，有明显的目的，就是最好的解释。
至于时间定在两年后，一方面是他教不了这么多学生，另一方面是给他们一个观望的过程。只有自己亲眼见到，切身体会过，他们做这些才会心甘情愿。
收学生、办学堂，韩铭要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，“我就算不考科举，一样可以扬名。”
在老百姓看来，读书人求名，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那么多人著书立说，除了少部分是为了让自己的理念后继有人，发扬光大后惠及四方。其他人，所追求的不还是一个青史留名吗？
所谓道路不同，但终点都是一样的。
而对于庐陵县还有其他举人，能否完成这个目标，韩铭一点也不担心。
他有着其他人无可比拟的优势，年龄和仕途断绝。
手握大批土地的地主，此刻肯定收到了风声，知道新法势在必行。虽说眼下不用担心什么，但想的长远一点就会明白，他们下一代就不能这么干了。
一亩良田省下的税银不会超过一钱，可如果乘以一千，甚至一万呢？
既然他们一直是这么干的，只会想尽办法，能一直干下去。
韩铭的情况，说不定别人了解到的，比他自己都清楚。这是摆在地主面前的一个机会，只要他点头，双方就是干柴烈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