汲古八彦姜炳璋

姜炳璋(1736—1813)又说生卒年为（1707—1787），字石贞，号白岩，象山丹城人。16岁补博士弟子员，学使宁化雷鋐称其为“东南一学者”。清乾隆十九年(1754)进士，与钱大昕、纪昀等同科，时称“汲古之彦”、“八彦”。后任四川石泉知县，其民世代业山，荞麦充粮，因教民种水稻，栽桑桐，建书院。未几改任江油知县。继任江浦知县，率民筑堰，辟田数千亩，民称“姜公堰”。60岁后归里后讲学金华、鄞县等地。精于经学，兼长义理考据。二十三年与冒春荣等纂乾隆《象山县志》，次年刊行。著有《诗序广义》、《读左补义》、《周易通旨》、《周礼提纲》、《石泉县志》、《尊乡集》、《历朝纪元考》、《白岩山人诗文集》等24种、185卷，其中《诗序广义》、《读左补义》收入《四库全书》

　　这里有个疑问，因为他显示是乾隆年间的人，1736生人，但是在象山的本地报纸，今日象山中说道：“顺治十五年（1658），郑成功遣将以舟师围象城七昼夜，副将李时芳、邑令陈黉、县尉王起蛟等拒守，城获全。邑人姜炳璋有《围城叹》记之。”

　　所以我特么也搞不清他到底啥时间段的人，在这小说采用的是今日象山的说法，希望大家海涵。

　　附带“乾隆八彦”考

　　早就听说清乾隆十九年甲戌科（1754）进士象山姜炳璋（字石贞，号白岩，丹城人），与同时期著名学者钱大昕、纪昀等八人并称“乾隆八彦”。彦，即彦士，是古人对才德杰出之士的美称。但长期以来，世人对于“乾隆八彦”，仅知钱、纪及姜三位，却不知另外五位是何人，更不知此一“并称”出自何处。而这个问题，却又关涉到对姜炳璋先生治学风格与学术地位的研判。

　　前不久，在查阅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）时，发现其中《钱大昕传记》和《戴震传记》均有疑似“乾隆八彦”之记述。于是着手查证有关史料，作如下考析。

　　一

　　白先生总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第十卷《中古时代·清时期（下）》（周远廉、孙文良主编），在第三十八章《钱大昕传记》中有这样一则记述：

　　一件有意义的事是，乾隆十九年钱大昕进士及第。这不仅使他调换了工作，即辞去内阁职务，入翰林院任庶吉士，而且在此次会试中，与钱大昕一起中进士的还有王鸣盛、王昶、纪昀、朱筠等学者。这些学者与钱大昕一样，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各有致力的方向和专长。他们共同研究，相互补充，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。这对于钱大昕日后的学术成就，也起过重要作用。

　　同书第三十七章《戴震传记》中亦有类似记述：

　　戴震在京，以其学识与翰林院中的钱大昕、朱筠、纪昀、王昶、卢文弨等人交往论学。除卢文弨是前三年进士外，其余都是前一年的进士。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，在学术上各有建树。他们见到戴震的著作，听到戴震的言论，皆击节叹赏，折节定交。

　　以上两《传记》所记著名学者的姓名，如果合二为一，剔除重名，则是七位：钱大昕、王鸣盛、王昶、纪昀、朱筠、卢文弨、戴震。如果加上象山姜炳璋，便是八位。此即疑似“乾隆八彦”。

　　无独有偶，查考民国初期由赵尔巽主编的《清史稿》（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）第四百八十一卷《列传二百六十八·戴震传》，又有相似记述：

　　（戴震）以避仇入都，北方学者如献县纪昀、大兴朱筠，南方学者如嘉定钱大昕、王鸣盛，余姚卢文弨、青浦王昶，皆折节与交。

　　连同戴震，也是这七位著名学者。如果再加上象山姜炳璋，则又是疑似“乾隆八彦”。

　　但是，这仅仅是“疑似”而已。况且这个著名学者名单中，并未记及姜炳璋，也未见有“乾隆八彦”之并称。因此，必须另找证据，方能证实“乾隆八彦”是哪八位彦士，其出处又在哪里。

　　日前，细读姜炳璋先生八世孙姜光平（今为美籍华人）编印的纪念集《写心集》（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9年版），从其父姜绍祖（字梅坞）于1966年1月在台湾所著的《象山姜氏近代概述》中得读：

　　《钱大昕先生年谱》载，乾隆帝以纪昀、钱大昕、姜炳璋等八人博通群籍，称为“汲古之彦”。

　　又从书末姜光平所撰的《跋》中得读：

　　先祖白岩公，讳炳璋，一字石贞，乾隆十九年甲戌进士，与同年纪晓岚（即纪昀，晓岚其字）、钱辛楣（即钱大昕，辛楣其号）诸先生八人，博通群籍。乾隆帝誉为“八彦”，见《钱大昕先生年谱》。

　　据此，遂查找《钱大昕先生年谱》一书，但遍查浙江图书馆和宁波各大图书馆藏书目录，终不见有此书。随后，从“淘宝网”上检索到今国家图书馆有原北京图书馆“珍藏珍本年谱丛刊”《钱辛楣先生年谱》。于是立即“网购”一册，三天后到书。

　　这册《钱辛楣先生年谱》（以下简称《年谱》），按例分年条述钱大昕生平事略。其中，前六十五年（1728—1792）由宝山袁翼于清咸丰十年（1860）谨撰，钱大昕曾孙钱庆曾校注；后十二年（1793—1804）由钱庆曾于清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敬述，称《竹汀居士年谱续编》（钱大昕又号“竹汀居士”）。因为成书、校注和续编的年代都较晚，因此《年谱》中所记的相关人名大多采用其后来的字号，甚至是卒后的谥号；相关人士的职衔也大多采用其后来的官名。因而，在阅读或引用时需要予以鉴别。

　　初读这册《年谱》，果见“（乾隆）十九年甲戌，（钱大昕）年二十七岁”条下记有：

　　三月，（钱大昕）会试中式第十九名。总裁大学士海宁陈文勤公、礼部侍郎野园介公、内阁学士武进钱文敏公，同考官编修宁都钝庵卢公。是科，文敏公自撰“策问”条目。闱中遍搜三场所得，如王礼堂、王兰泉、纪晓岚、朱竹均、姜石贞、翟大川辈，皆称“汲古之彦”。揭晓之次日，午门谢恩。文敏公谓诸公曰：“此科元魁十八人，俱以八股取中。钱生（指钱大昕）乃古学第一人也。”殿试，（钱大昕）第二甲四十名。保和殿御试（即朝考），钦取（钱大昕）一名。圆明园引见，特改（钱大昕）翰林院庶吉士。

　　谨案：陈公讳世倌，癸未进士。介公讳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癸丑进士。钱公讳维城，乙丑进士及第。卢詹事讳明楷，辛未进士，时充第十四房考官。纪文达公名昀，献县人，官至大学士。朱学士名筠，大兴人。姜大令名炳璋，象山人。翟教授名灏，杭州人。

　　此一“谨案”中之所以未提及钱大昕，乃是因为他是《年谱》谱主。已从《年谱》上文得知他是江南嘉定人，后官至詹事府少詹事。同时未提及的王礼堂、王兰泉，也因已分别见诸《年谱》乾隆七年条、九年条记载，得知王礼堂名鸣盛，亦嘉定人，是钱大昕之妻兄，后官至内阁学士，兼礼部侍郎；王兰泉名昶，青浦人，是钱大昕早年知交，后官至刑部侍郎。

　　读此“记”和“谨案”，再参互姜炳璋《尊行日记》（见《写心集》原笔影印本）逐日所记的甲戌科会试、揭榜和殿试、中榜经历，并考之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》及其他史志载籍，从中可知：

　　（1）清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主考官是陈世倌，字秉之，浙江海宁盐官镇（今属海盐县）人，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（1703）二甲第九名进士，初授翰林院庶吉士，后以编修累迁侍读学士，先后督顺天府、江西学政，擢内阁学士，出为山东巡抚。乾隆帝即位，起任左副都御史。二年（1737）授仓场侍郎，迁工部尚书，又迁文渊阁大学士。九年（1744）准假回籍，请致仕，不许。假满还职，加太子太保。后因拟旨有误被夺职，至十五年（1750）还京，赏原衔，命入阁办事，兼管礼部事。十九年以大学士任科考“大总裁”。二十二年（1757）以老病乞休。明年（1758）未行而卒，谥文勤。

　　副主考介福，号野园，满洲镶黄旗人，雍正十一年癸丑科（1733）三甲第二十五名进士，后官至礼部左侍郎。乾隆十九年任科考“总裁”。

　　副主考钱维城，字宗盘，江苏武进人，乾隆十年乙丑科（1745）一甲第一名进士（即状元及第），授翰林院修撰，迁右中允，命南书房行走。三迁转刑部侍郎。十九年以内阁学士任科考“总裁”。后历赴云南、贵州会办刑事案件。三十七年（1772）丁父忧归籍，以毁而卒，谥文敏。

　　同考官若干人，其中第十四房考官卢明楷，号钝庵，江西宁都人，乾隆十六年辛未科（1751）二甲第十名进士。十九年以翰林院编修任甲戌科“房考”，钱大昕即为其分管。但姜炳璋的“房考”是许集，江苏吴县人，雍正十一年癸丑科（1733）二甲第四十一名进士。乾隆十九年以翰林院编修任甲戌科“房考”（房号不详）。

　　（2）甲戌科会试，首场于三月初八日入场，五更时“题纸至”。首题《唐棣之华偏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思之也》，二题《博厚配地（三节）》，三题《且夫枉尺而直寻者至如以利》，经题《春日载阳、彼茁者藏（二句）》《德音孔照（三句）》。姜炳璋整整考了两天，至十日傍晚出场。十一日入二场，表题《两郊坛告成（论一判五）》。姜炳璋考了一整天，当晚出场。十四日入三场《五策杂问》，经学《明朝理学源流》《守令治河》。姜炳璋又考了两天多时间，至十六日晨出场。

　　（3）四月十一日，会试揭榜。第一名胡绍鼎（即会元，湖北孝感人。但殿试后仅登二甲第十五名进士）。钱大昕中式第十九名，姜炳璋为第四十八名。其他五人名次不详。

　　就在揭榜这天，如《年谱》所记，大总裁陈世倌、总裁介福与钱维城，以及房考卢明楷等从“闱（考场）中遍搜三场所得”，认为钱大昕、王鸣盛、王昶、纪昀、朱筠、姜炳璋、翟灏等七名中式会士在科卷中表现的学识功力，都可以称为“汲古之彦”。意谓他们都是钻研引用古籍好比汲水一样的彦士。这其实是对七名中式会士治学风格与学术水平的一种赞誉。

　　由此可知，白寿彝总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和赵尔翼主编的《清史稿》所记及的卢文弨（字召弓，又字矶渔，号弓父，浙江余姚人，后移居杭州），因为不是甲戌科中式会士，而是两年前的乾隆十七年壬申科（1752）一甲第三名进士（即探花及第），所以不在此列。

　　（4）四月十二日，同榜中式会士至故宫午门外“望阙谢恩”。大总裁陈世倌，总裁介福、钱维城，以及房考官卢明楷、许集等到场。钱维城谓诸公：“此科元魁十八人，俱以八股取中。钱生（钱大昕）乃古学第一人也。”而姜炳璋之科卷则在许集房中。

　　十四日，姜炳璋见到许集，许对姜曰：“尔卷初呈荐，总裁云：‘七艺并佳，可中。’但公房中佳文不少，再荐以定去取（失取），遂搜尔三场披阅，又加一签云：‘五策博瞻详明，有原有委。其为名宿无疑，亟再荐。’总裁阅‘五策’，大加赞赏，因得中式。”此即考官们对姜炳璋科卷之高度评价。

　　（5）四月二十六日，殿试在太和殿两阶上举行。中式会士们先入太和殿，行三拜九叩礼，跪捧题纸归案。题为《天人感应官方文体士习》。姜炳璋自以为“胸少芥叶，有得必书，洋洋洒洒，毫无顾忌。稿毕，甚是惬心”。只因前一日柴亭石（宁波友人）以为必当磨墨以进，而墨甚不良。姜先生“以微纸去其油光，被风污卷，恨甚。日晚交卷，适有许集在坐，因托请部办洗去墨迹，完好如新。”

　　（6）闰四月初一日，行胪唱礼，挂黄榜于礼部。考官们所称的七名“汲古之彦”皆登榜中式成进士：王鸣盛登第一甲第二名，榜眼及第；纪昀登第二甲第四名，赐进士出身；王昶登第二甲第七名，赐进士出身；姜炳璋登第二甲第十名，赐进士出身；朱筠登第二甲第十八名，赐进士出身；钱大昕登第二甲第四十名，赐进士出身；翟灏登第三甲第五十七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

　　这天，由传胪汪永锡（即第二甲第一名进士，浙江杭州人）通榜中式后，新进士俱至午门外，由鸿胪寺卿引进故宫。净鞭三响，乾隆帝临朝太和殿，中式进士分东、西两路蛇行而进，行三拜九叩礼。状元庄培因（即第一甲第一名进士，江南阳湖即今江苏武进东部人）、榜眼王鸣盛、探花倪承宽（浙江杭州人），亦即“三鼎甲”，行礼后遂被人掖起至上首跪。第二甲七十名、三甲一百六十八名分别行礼后，遂将龙亭抬黄榜，由众官簇拥，从中门出，送至礼部。鼎甲三人得引见，各赐以官：庄培因授翰林院修撰，王鸣盛、倪承宽分别授翰林院编修。

　　初二日，望阙谢恩。

　　初四日，赴琼林宴。设宴礼部堂上，以礼部尚书伍灵安为主人。凡读卷等官并在。

　　初五日，释褐。状元赐朝帽、水晶顶、云雁服、朝靴、带，无一不备；榜眼及以下，各赐表里（衣料）二端。

　　初六日，状元庄培因率新进士上表谢恩。

　　（7）闰四月十五日，朝考（即《年谱》所称“御试”）在保和殿内举行。首题《本天本地论》、次题《拟修定科律诏》、三题《拟请重亲民之官疏》、四题《窗中列远岫（五排八韵限同字）》。姜炳璋至日晚而出。

　　十六日，看验。钦取“文字入选者”（即入选文官资格）二十九名。以钱大昕为第一名，姜炳璋则“名在二十八”。

　　这天，庄亲王（庄恪亲王允禄）、裕亲王（裕宪亲王广禄）、来中堂（来保，满洲正白旗人，时任军机大臣兼管吏部事）、蒋常熟（蒋溥，江苏常熟人，时任协办大学士）、史溧阳（史贻直，江苏溧阳人，时任文渊阁大学士）、刘尚书（刘统勋，时任刑部尚书）看验。新进士二甲十名一行跪过，各报履历毕，四大人（来、蒋、史、刘）则交口而誉。惟对周翼洙（二甲第三名，浙江嘉善人）、纪昀、王昶、姜炳璋四人无一言。姜炳璋因以为他们四人“以貌不出众故也”。所以，当时四人都不入选授官。纪昀则是“后以四大人交荐入词林（即选授翰林院庶吉士）”。周翼洙为“即选教授”。而姜炳璋与王昶“列三等”。

　　十八日，乘车至圆明园。十九日引见，先见一、二等。钱大昕即于此时由内阁中书“特改翰林院庶吉士”、朱筠亦选授庶吉士。然后，再看验三等文字入选者九人。姜炳璋则因“报履历时颇有断续”，与王昶一起被“归班铨选”（即清制“凡进士不授以他项官职，而以知县待吏部选用”之谓）。其余，则依甲引见。翟灏即被选授为府学教授。

　　此后，王昶是在乾隆帝第二次南巡时被召试，特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处章京（即司员）。姜炳璋则在乡候选十年之久，于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十月方被选授四川石泉县知县。故《年谱》称之为“姜大令”。

　　二

　　由此，拟对姜炳璋会试科卷之考官批语作一简析，以证其何以为“汲古之彦”之一。

　　在姜炳璋先生与其族兄姜森重修的《象山姜氏宗谱》卷七“世藻”中，录有先生参加甲戌科会试、殿试科卷。其中会试首场首题科卷（试题已见上文）之后，附有考官批语。

　　（1）房考许集的“总批”是：树骨于训典，选言于宏富，故腾为异采，映以丰姿。昔人评柳州云：“构思与古为侔，精裁密致，灿若珠贝。”移赠斯文，诚不为过。二场清文驰丽，风矩翩翩。三场则三千余年上下古，八十一家文字奇，无不爬罗抉剔，奔赴腕下。宜主司亟赏，选录进呈也。艺苑名流，文坛翘楚，将擅一代制作之盛。岂徒科名已乎！

　　意言姜先生这份首场首题之科卷，以训典（教导之法则）树立骨架（文章之架构），遣词造句恢宏丰富，因而通篇腾跃着异采，映衬着丰姿。古人评价唐代文学大家柳宗元（773—819，字子厚，河东人，元和十年任广西柳州刺使，卒于任内，因别称“柳柳州”）之语：“构思与古为侔（文章的构思与古籍相等），精裁密致（裁剪精当而缝制细密），灿若珠贝（好比珍珠宝贝那样璀灿）”。如果用这个评价来品评这篇科卷，真是一点也不为过。二场（试题已见前）之科卷，清文驰丽（清秀文雅而工整），风矩翩翩（风采气派十分潇洒）。三场（试题亦已见前）之科卷，则是汲取三千余年上下古（疑指有史以来各种古籍），八十一家文字奇（疑指八十一位古文大家的文字奇妙），无不爬罗扶剔（没有不一一爬掘搜罗而抉择疏通），奔赴腕下（汇聚于笔下）。因此，他建议“主司亟赏（正、副主考赶快赏阅）”，并且拟“选录进呈（皇上）”。总之，他认为姜炳璋是“艺苑名流，文坛翘楚”，并将“擅一代制作之盛”。这样的人才难道是徒有科名而已！

　　（2）总裁介福的批语是：包涵雅致，一荡俗气。

　　意言姜炳璋的三场科卷，蕴含着高雅的意趣，一概清除低俗之气。

　　（3）总裁钱维城的批语是：精深古宕，正始之音。

　　意言姜炳璋的三场科卷，精采深湛而又古朴跌宕，是正风正声的“正始之音”（本指魏晋之际士大夫好老庄玄学，崇尚清淡。惟稽康、阮籍作品言约意深，感慨时事，与当时风行的玄言不同，后人称之为正始之音，犹言正风正声）。

　　（4）大总裁陈世倌的批语是：酝酿闳深，吐属超诣。

　　意言姜炳璋的三场科卷，准备（酝酿）充分而宏大精深，发表议论（吐属）则有造诣超群之妙。

　　（５）《姜氏宗谱》所收《殿试策问》科卷之后虽不附考官批语，但上文已述及房考许集之评语：“五策博瞻详明，有原有委。其为名宿无疑。”大总裁陈世倌阅《五策》“大加赞赏”。又据《尊行日记》记及，闰四月初二日“望阙谢恩”时，纪昀还曾向姜炳璋透露了一则“秘闻”：“读卷官十有四人，而顺天纪（昀）、浙江姜炳璋，为总宪杨公（杨锡绂，字方来，江西清江人，雍正五年丁未科三甲第十四名进士，时任吏部尚书）所拂拭，以为功力适敌，堪为瑜亮（如同三国时周瑜、诸葛亮那样不分上下）。而两卷书法俱不工，众争之，以为不便进呈。杨（尚书）持之甚力，以为上（乾隆帝）未有取书法之旨也。于是众摘姜‘策’中董无心毕竟出自何处？杨曰：‘未详也。’因云：‘倘呈皇上，以此下问，将何辞以对？况浙江已有四名，决难再增其一。’杨无以难（不为难），遂曰：‘进呈十卷后，当予以三名耳。’众曰：‘诺。’故纪昀进（名在二甲第四），而姜（炳璋）名在二甲第十。”姜炳璋听后，即有“杨总宪知己之感，其何极也哉”之叹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考官们和吏部尚书杨锡绂对姜炳璋会试、殿试科卷的评价极高。尤其是杨尚书所言，姜先生的功力可与纪昀相匹敌，堪为瑜亮，更为明确。因此，他自然足称“汲古之彦”。

　　五

　　作为“乾隆八彦”之一的姜炳璋先生与其他七位彥士之间的“交往论学”记载，见之于史志者甚少。这自然与他登进士后即被“归班铨选”，离京返乡候选达十年之久有关。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被选授四川石泉知县，并曾任四川乙酉科（1765）乡试同考官，又奉檄署理江油县事六个月，前后五个年头，依然远离京都。三十三年（1768）请辞归里后，即杜门著述，也无以与其他七位彦士直接交往。最后，终老于家。

　　不过，从姜先生遗著《尊行日记》和《象山姜氏宗谱》，以及民国《象山县志·艺文志》中，尚可见读他与纪昀、翟灏、王昶、钱大昕等四位彦士之间的交谊与学术交往的一些记载。

　　（1）姜先生与纪昀的交谊，是从甲戌会试后开始。当年四月初五日，纪昀曾过访姜先生。会试揭榜后的四月二十三日，纪昀又再次过访。两次过访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，为《尊行日记》所不记，可能是礼节性会访。到了闰四月初二日“望阙谢恩”时，纪昀即向姜透露了那则“秘闻”（即上文所引吏部尚书杨锡绂力排众议进呈姜先生科卷之事）。可见他们此时已无话不说。到了闰四月二十一日，即在“朝考”并经“看验”后，姜先生曾回访纪昀，主要征求纪对于宁波史荣先生（号雪汀，姜炳璋词赋之师）所遗诗稿看法。“纪因详论史先生《风雅遗音》之误处甚矣”，使姜先生也感到“著书之难也”。事后，纪昀还书以《东姜白岩》一文，对史荣《风雅遗音》中“尚有可酌者”提出了诸多意见（此文收录在《姜氏宗谱·世藻》内）。

　　在姜先生因“归班铨选”而决定离京返乡时，纪昀即作长诗《五古·送白岩南归》以赠。诗中对“看验”的“四大人”以貌取士深表不满，对姜先生离京深感可惜：“天子爱奇才，廷臣惊貌古。负笈出都门，越吟越自苦。惜哉董贾俦，怀才莫一抒！”最后，又对姜先生给予宽慰和劝勉：“名山亦可藏，何必图书府。况乃穷经士，一一登华膴。圣代方崇儒，汝岂终贫寠。逝矣束行縢，无为多凄楚。抗志希古人，相期力共努”（此诗亦收录在《姜氏宗谱·世藻》内）。

　　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夏天，姜炳璋又将审定后的史雪汀《风雅遗音》赠于纪昀，纪氏曾作《审定史雪汀〈风雅遗音〉序》，为此书进行了评述国。《序》还提及“时休宁戴君东原主予家，去取之间，多资参酌。”可见戴震亦曾对此书的评述参与了意见。

　　纪昀后因姻家卢见曾罪案漏言而被夺职，谪戌新疆乌鲁木齐有年。释还后试诗称旨，始复授编修。这些年他自然无法与外界（包括姜炳璋）联系。但在他被荐举为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并奉命主撰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期间，便将姜先生所著《诗序广义》《诗左补义》两书辑录其中，并在“提要”内分别给予很高评述。他认为《诗序广义》“以诗序首句为据，如苏辙之例。但辙删其以下之语，炳璋则删存其原文，间一字书之，而一一订其疏舛，例又小殊。盖参用朱子《诗序辩说》以贯通两家，故于废序之说亦置而不争”。又认为《读左补义》“补左氏未言之义，非若顾炎武、惠栋、马宗梿、沈钦韩、梁履绳、朱骏声诸人仅补杜氏《集解》。故《传》中补注固为简洁，而《传》后附说皆所补诸义，非若坊刻古文但论文字”。（两书“提要”均见于民国县志“艺文考”。）

　　姜先生卒后，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，纪昀在所著《阅微草堂笔记·如是我闻》中，以“姜白岩言”记录了姜炳璋所说寓言一则，说的是有士人在相柏山中遇鬼神，得阅“气形”之论。纪氏则以为白岩此言：“托诸神语耳。赫赫灵祇，岂屑与讲学家多是非哉？”

　　姜先生之孙姜人烈（长子姜埭之子），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中举人，历任直隶肥乡（今属河北）、武清（今属天津）知县二十余年。到了嘉庆初年，他从北京南归时，欲刻其祖《诗序广义》一书，曾乞纪昀为之作序。纪虽以为此书“《四库全书》已著录，无庸为床上加床。惟著其以近时之著得为千古经部殿（后），则说《诗》之正脉在是书可知奚”。但事后，他还是为作《〈诗序广义〉序》一篇，后收录在《纪文达公遗集》（民国县志“艺文考”亦录有此《序》）。

　　（2）姜先生与翟灏之交往，亦始于甲戌会试、殿试期间。是年闰四月初八日，他曾与翟“同谒至圣孔子，看石鼓文”，又“同拜大司成（国子监祭酒之古称），俱交椅端坐，受四拜。助教以下，同受二拜”。同月二十二日，他又过访翟灏。二十四日，他则与翟灏、王昶及叶佩荪（字蔚文，二甲第五名进士，浙江归安即今吴兴人）“应钱老师（维城）之招，同饮于钱第”。

　　姜先生回乡候选之初，即“与同年翟公大川（灏）并以经学质难”（见姜先生门生倪象占《姜氏宗谱跋后》）。但他们之间究竟如何相互讨论经学之疑难，则为此《跋》所不记。不过，从中也可知他们之间曾经有过“交往论学”。

　　翟灏因为登进士后历任金华、衢州府学教授，而兰溪又为金华属县。因而，在姜先生因家贫而“饥驱四方”之时，疑由翟推荐前往兰溪县兰江书院任讲席。期间，他在讲学之余曾著《兰江晤语》和《范香溪先生年谱》，并且又是正在撰著《读左补义》之中。这中间，他与翟灏定然多有“交往论学”细节（因未见此二书，不得其详）。也正因为翟灏有此一推荐，使姜先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在金华有幸得见恩师钱维城（见下文详述）。

　　（3）姜先生与王昶之交往，大约始于“朝考”后同属“三等”，又同被“归班铨选”之时。但《尊行日记》仅记姜、翟、王及叶四人“同钦于钱第”一节。其他别无记载。

　　这以后，王昶虽因乾隆帝第二次南巡时召试而特授内阁中书入朝为官，却在刑部郎中任上也因卢见曾罪案漏言被夺职。后以幕府随云贵总督、理藩院尚书征讨缅甸、平定金川。起任陕西按察使后，又在陕十年。后历迁云南、江西布政使，至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方回京得任刑部侍郎。而其时姜先生已作古四年，因而无缘续交。不过，王昶后来在所著《湖海文传》中，却收录了钱维城为姜先生所撰的《〈读左补义〉序》一文。又于此《序》后，附录了姜先生《〈读左补义〉自序》（见民国县志“艺文考”）。可见王昶对于此一著作的关切之情甚深。

　　（4）姜先生与钱大昕之交往，《尊行日记》未有特别记载。他们可能都只是在“同年互拜”等场合中一般见识。

　　但是，到了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之春，已在詹事府少詹事（皇太子辅导之师）任上的钱大昕至浙江临海视事，遇见了象山钱沃臣（字心溪，时为临海县记室），遂托他转知姜炳璋：《诗序广义》《补左补义》二书已著录《四库全书》。此事，钱沃臣在后来曾记入了所著《蓬岛樵歌》一书。此书一诗一注，其中第二十五诗有“序《诗》补《左》上经筵”句，系记姜炳璋先生二书登录《四库全书》之事。其下“注”中有：“壬寅之春，余晤家竹汀宫詹于临海县署。宫詹公（与姜先生）甲戌同年也，谓余曰：‘四库馆凡人现存者所著皆不登。姜同年品学可信，虽存特上之。君归以告。’”此注中的“壬寅”，即乾隆四十七年。“家竹汀宫詹”，意为钱大昕与钱沃臣是同姓本家，而少詹事又别称“宫詹”。由此亦可见钱大昕对于姜炳璋品学的钦佩之心。

　　此外，值得一说的是甲戌科副主考即姜炳璋之恩师钱维城，与姜的师生之谊亦甚深。在姜炳璋被“归班铨选”时，他即于当年闰四月二十四日“招饮”姜、翟、王及叶等四人。第二天，姜先生至钱第“致谢”，他又“留饮”，并劝姜“留京考助教”（即考国子监助教）。可见他对姜先生的关爱之情。时过九年，钱维城于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之秋至金华主持府试。姜先生从兰溪前往拜谒。“试毕问（姜子）所为。曰有《读左补义》若干卷，未及卒录，敢以前数卷先（呈）”。“钱维城当时未及观。及下处州（治在今建德），中途无事，乃悉读之，反复数过。叹曰：‘姜子之善读左氏也！’夫左氏之书，通二百四十年之书为一编者也。其脉络贯通，本末咸备，读者类能知之。若其离合变化，以断为续，以抑为扬，则有不得尽知者奚。姜子之读《左》也，通其言，并通其所不言。其言在此而意在彼，与言如此而意不如此者，皆一一深思而得其故，而要以是非不谬于圣人为为宗，学者循是而探索之，而圣人笔削之意乃可窥也。则谓‘自有左氏以来未有此书’可也。”事后，他即以此一评述为主旨，撰就《（读左补义）序》一文（即今见于民国县志“艺文考”王昶《湖海文传》所录）。要知道，钱维城作此《序》时，姜先生之《读左补义》尚未成书，仅以“前数卷先（呈）”。而他却只凭这些文稿即为此书作《序》，足见其对此书的锺爱之意！不仅如此，事有凑巧，姜先生在金华谒见恩师钱维城的第二年（即乾隆二十九年）秋冬，即被选授四川石泉知县，实现了“候选十年”之愿望。就中，也许是因为钱维城回京后提醒了吏部，方有此选。不然，姜先生很可能仍被吏部继续遗忘，仍以“饥驱四方”而终老。

　　至于姜先生与王鸣盛、朱筠、戴震的“交往论学”，除戴震曾参与评述史雪汀《风雅遗音》外，余皆不见有其他记载，待后查考。

　　结语：经以上考析，可知“乾隆八彦”出自乾隆十九年甲戌科考官们对会试中式的钱大昕、王鸣盛、王昶、纪昀、朱筠、姜炳璋、翟灏等七名中式会士三场科卷学识功力的评价——“汲古之彦”，以及时任刑部左侍郎秦蕙田和钱大昕对戴震的“延誉”。因此，“乾隆八彦”实即时人及后学对“汲古八彦”之别称，而非出自乾隆帝“誉称”。

　　 ——选自《今日象山数字报》王庆祥书“乾隆八彦”考